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激荡，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升级，给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地区各国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特别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在疫情背景下被放大，美国把中、俄同时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启动所谓“印太”战略，成员国内部或周边矛盾冲突集中爆发，上合组织必须及时作出回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0日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以视频方式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提出构建安全共同体重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
独树一帜的合作实践
上合组织从安全领域的合作起步，早在1996~2000年的“上海五国”时期，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就通过签署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相互裁军协议，关注威胁地区稳定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成立执法合作“比什凯克小组”，启动国防部长会晤机制，为稳定中亚地区形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01年6月上合组织成立后，六个创始成员国一方面坚持新型安全观，主张以合作促安全，通过对话解决地区内部出现的争议问题；另一方面积极针对各种非传统领域的现实安全挑战深化多边合作，逐步提升合作水平与维护地区安全的能力，成为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多边机制。
上合组织刚刚成立时就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简称《上海公约》），随后又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及打击毒品走私的专门文件，不断夯实多边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年度合作计划，开展针对“三股势力”的情报交流、人员培训和其他方面的密切互动，成为最早打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旗号并取得积极成果的国际组织之一。
上合组织还把打击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作为安全合作重点，制定《2018-202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战略》及其落实行动计划、《上海合作组织预防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滥用构想》等文件，支持成员国开展禁毒合作。
由于安全合作起步早，面临的任务紧迫，关系到各成员国的切身利益，在机制建设方面得到成员国领导人的特别重视。2004年，设在北京的上合组织秘书处和设在塔什干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正式运转，地区反恐怖机构成立了理事会和执委会。除定期举行国防部长会议及下属的高官会外，还启动了安全会议秘书会议、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等，协调彼此的安全政策和维稳措施。
目前，成员国除定期开展武装力量的“和平使命”联合反恐演习，还举行“天山”系列反恐演习、“东方-反恐怖”演习等。近年来根据形势的变化，演习更注重实效性和针对性，如“团结协作2019-2021”边防特别行动、“萨雷阿尔卡-反恐-2019”联合反恐演习、“厦门-2019”网络反恐联合演习等，提升了成员国安全合作的水平，拓展了合作的范围。
不断创新的合作模式
在安全合作方面，上合组织始终强调不寻求建立军事同盟、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与中国领导人总结提出的“上海精神”、成员国坚持的“结伴不结盟”、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合作原则相适应，主张用政治和外交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
上合组织对国际安全的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表明清晰立场，积极推动阿富汗、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和当地的和平进程，提出“阿人治阿”“叙人治叙”，尊重联合国的权威和在实现民族和解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积极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高擎和平旗帜，反对武装干涉他国或以暴易暴，以实际行动反驳了妄称上合组织是和西方对抗的“东方北约”的无端猜测。
上合组织成员国相互接壤，有开展合作的地缘优势，但历史上遗留的边界争端以及资源归属等问题，也困扰着相邻国家的团结。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消除冷战的阴影，确立了一系列有助于化解分歧的有效方式，使国与国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新边界，也为上合组织开展边防和跨境合作奠定了基础。
虽然边界问题和资源分配是在双边层面解决的，但上合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对此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中亚国家之间的各种积怨也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新领导人米尔济约耶夫主动与邻国改善关系，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取得积极进展，同样体现了“上海精神”的独特时代价值。
作为新型区域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在应对地区面临的最紧迫安全挑战时能够及时调整方向，丰富合作的层次和内容，支持成员国维护国内政治安全、主权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努力；反对其他国家搞所谓“颜色革命”，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同时，根据地区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不断主动设置新议题。
比如，在阿富汗形势紧张时，召开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成立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面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快速蔓延，提出斩断其财政来源和传播渠道；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成员国还在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方面开展联合安保；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相关联，提出维护成员国金融安全等问题。
开放透明的合作姿态
国际大变局背景下地区形势风云变幻，完成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合作空间扩大，但与此同时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复杂，且远远超出了已经确定的合作框架和传统的安全范畴。地区内部的问题有的是域外矛盾引发的，有的在源头上更具国际性甚至全球性，比如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出现的政治动荡、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高烈度的武装冲突等等，都使上合组织开始关注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安全甚至全球安全问题。随着各种国际安全挑战和威胁日益加剧并相互交织，上合组织越来越重视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不断深化反恐合作，包括落实联合国专门机构提供的技术援助项目，推动各国尽快通过《联合国全面反恐公约》。
上合组织还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东盟、亚信会议等开展广泛的对话与合作，推动安全问题磋商，寻求在地区甚至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建立有效的安全合作平台。印度、巴基斯坦成为新成员后，南亚的稳定同样被纳入上合组织的合作视野。由于在安全合作过程中秉持开放、透明的原则，上合组织也得到地区之外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在2018年6月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又得到进一步阐释，成为指导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重要方针，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的时代内涵。
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与政治、经济、人文合作以及对外交往同时推进，相互补充，其关注的安全挑战不仅仅是威胁地区和成员国稳定的孤立问题，而且包括国际乃至全球治理面对的更为宏观的问题，甚至是未来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灭顶之灾的新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上合组织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反对把疫情政治化、标签化，反对人为割裂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反对制造新的分化和矛盾，希望国际社会在应对大灾大难这样的新安全挑战时能够加强团结，同样体现了其积极的开放合作姿态，受到多数国家的赞誉。
顺应潮流的合作目标
近几年来，随着个别大国拒不放弃冷战思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大行其道，肆意破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对中国等新兴大国进行地缘政治“围堵”，频繁在中国和俄罗斯周边制造事端，导致全球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针对西方造成的混乱局势，上合组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希望维持全球战略平衡，巩固二战以后形成的多边体系与和平成果。
上合组织强调要继续在裁军、军控、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重申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加强反导系统将危害国际安全与稳定。上合组织还特别注意到新军备竞赛、滥用生化武器给全球和平以及人类生存带来的潜在威胁，强调要通过签署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的国际文书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应恪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确保其根据公约有效开展工作。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创造了新的优势和前景。上合组织成员国同样重视信息技术的运用和升级，以造福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反对以任何借口采取歧视性做法，阻碍数字经济和通信技术发展。上合组织峰会专门就发展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通过有关文件，同时决定在国际平台加强协调，保障上合组织地区的网络信息安全。通过制定《上合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合作计划》，推动成员国在该领域的合作。
全球化使各国的相互依存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建议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全球性疫情的暴发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实践的重要性。
习近平主席在11月10日的视频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安全和稳定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关乎各国核心利益。我们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效应对各类威胁和挑战，营造良好地区安全环境。坚定支持各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团结互信，严防“三股势力”借疫生乱，打击极端主义思想通过互联网传播，重视维护生物安全、数据安全、外空安全，积极开展沟通和对话。这些论断和倡议对未来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孙壮志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