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背景下俄罗斯对农业支持
为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俄罗斯向农业部门投入了大量预算。在2017年至2019年间，俄罗斯平均每年投入GDP的0.7%。从全球角度来看，同一时期内，澳大利亚每年投入0.1%，即使是欧盟，尽管其“共同农业政策”占其预算的34.5%，但也只是花费了欧盟GDP的0.4%（欧盟，2020）。因此，俄罗斯的农业政策使得更多资金向农业部门流入。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这种投资中的一小部分（13%）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推广服务。这就意味着在俄罗斯，农业生产者应当获得更高比例的直接支持。尽管这种投入的官方目标是刺激农业生产以及提高农村生活质量，但事实上国家官员在投入预算时往往会顾及其他目标。
同时我们观察到，俄罗斯各地区的投资水平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很多无法用经济因素以及财政分配规则来解释。甚至每公顷土地的差异可能高达20倍。此外，补贴产品的类型（例如农作物或者牲畜）的组成差别很大。仅仅用经济因素或者财政分配规则来解释是行不通的，这表明还存在其他驱动因素影响着差异。由于农业补贴从本质上代表着从国家到生产者的大量转移，因此我们利用政治经济学文献来解释俄罗斯政客如何利用农业补贴来进行寻租以及最大程度地获得政治支持。这种解释需要放在俄罗斯的背景中去理解，其特点是体制薄弱，并且政府间关系中有集中化的趋势。
过去20年来，俄罗斯政府间关系的集中化促进了对农业补贴等转移支付的自由使用。普京政权巩固了联邦层面的权力，并且剥夺了地方在叶利钦时代享有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使得农业补贴的分配规则更加清晰，该规则由联邦以及地区共同出资构成，地方可以相对自由地决定如何分配地方农业资金。但是如果要获得联邦的资助，则必须满足联邦的相关要求。随着中央集权趋势的发展，联邦出资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见图1）。尽管联邦政府的资金应当根据确定的分配公式来进行分配，但是各地方与联邦政府之间的非正式谈判是常见的。这种谈判通常是以隐蔽和不透明的形式进行，因此并没有正规机构进行协调组织。
---虚线表示缺少2011年的观测值
图1资料来源：Kvartiuk and Herzfeld（2021）
政党政治是俄罗斯政府用来巩固其执政地位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总统控制的现任政党统一俄罗斯党（UR）在不同程度上主导着各地区2007年和2011年的选举（见图2）。这种形式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治家动员选民支持统一俄罗斯党来换取自己能够继续掌权。在这种压力下，地方政治家呼吁当地精英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地获得政治支持。地方政治家对拥有众多员工的大型企业格外关注，因为很多动员选民或是胁迫选民的行为都是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地方政治家是用“胡萝卜”还是“棍子”来动员选民，很大程度取决于地方民主化程度和地方政府的实力。俄罗斯西部地区常常表现出更具竞争力的政治成果，而北高加索地区和产油区（例如秋明和鞑靼斯坦）则更多地使用专制治理办法，可能更倾向于使用胁迫方法。
图2，2007年和2011年统一俄罗斯党在抽样选举中的选票分布情况
图2资料来源：Kvartiuk and Herzfeld（2021）
出于多种原因，农村人口代表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民群体，他们参与了再分配政治。第一，农村居民的平均贫困程度很高。例如，2015年至2017年农村人口的工资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政治经济学文献表明，较贫困的人口更容易受到补贴政策的影响。第二，农业对当地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尽管2016年仅有7%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但农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和相关的经济活动，例如服务和投资的交付、加工和贸易。因此，农业补贴会极大地影响农村居民的投票行为。最后，农村居民获得各种媒体以及可靠信息的机会较少，这使其很容易成为国家支持的宣传活动的对象，当相关活动与补贴同时实施时，可能会改变选举结果。
农业补贴中的政治
在探讨分配农业补贴的政治诱因之前，我们应当分析一下地方精英是否可以获取这些资金。由于农业支持主要是俄罗斯的一项地方政策，因此应当审查当地官员的激励措施。更重要的是，法律允许地方议会的议员（与联邦议会议员不同）在任职期间经营企业（这类人通常被成为“兼职政客”）。这使得议员在追求既得利益时在分配农业补贴方面产生偏见。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倘若出现更多的经营农业企业的议员，那么地方议会可能会向农业部门投入更多的补贴。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使用了俄罗斯农业部源于2008年至2015年间农业补贴的独特面板数据集。同时对俄罗斯78个地方的国会议员登记册进行了补充，并利用“SPARK”数据库绘制了当地议员拥有的所有公司的地图。利用官方企业的分类，我们可以计算出在特定时间内任意地方议会中，议员与农业企业的份额以及每个议员所拥有的农业企业的数量。图3显示了俄罗斯各地方议会与农业公司的关系。除了北高加索地区外，超过30%的议员拥有农业企业。我们观察到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些与该地方的农业定位无关。
图3，拥有农业公司的议员在地方议会中的比例
图3资料来源：Kvartiuk and Herzfeld（2019）
此外，我们还绘制了2008年至2015年间州长和农业部长拥有公司的份额图。因此，可以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地方议会中的农业利益和分配的补贴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建模。
这些预测的结果指向了俄罗斯农业补贴分配中的监管捕获方向。尤其除经济因素外，我们发现，在议员拥有农业公司比例较高或者每个议员注册了较多公司的地区，地方共同出资很高。因此，在农业公司兼职的地方政治家似乎更有意愿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寻求农业支持。有趣的是，拥有至少一家公司的农业部长似乎与更多地方共同出资有关，但拥有农业企业的州长并非如此。
农业政策中的政治支持
农业支持除了成为权力寻租的直接对象外，还可以被用来最大限度地为现任政府提供政治支持。尤其当下两级政府都可以分配补贴来巩固统一俄罗斯党的力量。一些学者发现，联邦政府出于同一目的使用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农业补贴类似，这些是基于公式的转移支付，约占GDP的1%。根据这一类文献，我们来讨论关于现任政府为获得最大程度的政治支持而采取的战略。首先，它可以针对忠实的或者核心选民，对上一选举周期中他们的投票行为予以奖励。并且，政府还可以将资金投放给摇摆不定的选民，这些选民有可能在下届选举中投票支持统一俄罗斯党。此外，政府还可以和大型农业企业合作来动员选民。由于俄罗斯发现可以在相关工作场所动员或是胁迫选民，因此政府可以将补贴直接投向拥有大量员工的大型农业企业，以换得对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
我们使用相同的农业支持数据集来检验这些假设，并以2008年至2015年期联邦和地方选举结果的数据进行补充。为了测试是否针对摇摆选民或核心选民，我们根据仅次于统一俄罗斯党的亚军测定了统一俄罗斯党的获利空间。较低的获利空间意味着较高的政治竞争，代表着摇摆选民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我们假设核心选民在那些获胜率很高的地区都有代表。除了政治竞争代理之外，我们还使用了一种衡量地方大规模农业的方法，即在给定时间内基于给定地方内所有农场的当前资产构造基尼系数。我们的数据来源是“SPARK”数据库，并且使用了带有工具变量和纠错项的动态面板模型。
结果指明了再分配的方向，即利用大型农场作为主要动员投票场所。计量经济学的估计表明，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更多的农业支持用于在上次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面临更多竞争的地区。这一结论为摇摆选民假说提供了支持。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农业补贴始终流向拥有大型农业农场的地区。此外，当地方政治竞争更激烈时，地方政府似乎会向大型农场投入更多补贴（如图4所示）。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在联邦层面，“摇摆区效应”是累加的，而在地方层面，呈现乘积效果。因为大型农业企业与补贴之间的关系的斜率越来越大。这表明，在分配地方补贴的背景下，投入的对象可能更为重要。
结 论
由于地方补贴水平之间的差异很难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我们通过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机制，并将农业支持视为转移支付，分析了俄罗斯对农业的支持。第一，我们发现了对地方政治影响的证据，因为拥有农业公司的议员比例较高的地方议会倾向于分配更多的补贴。由于缺乏数据，我们无法证明议员是否直接从补贴中受益，或者这些“兼职政客”是否偏向于支持农业。而与政治立场和地方层面相结合的相对宽松的法律可能会有利于权力寻租。
第二，俄罗斯政府在分配国家补贴的激励措施似乎与现任政权和利益分配战略相一致。我们发现，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向“摇摆地区”（以上一届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面临更激烈竞争的地区）投入了更多的农业补贴。在分配问题上，这种举措可以成为各级政府动员农村选民的工具。此外，如果将大型农业企业作为主要选举场所，那么这种投入将会更加有效。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农业部门的文献相一致。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的情况并不特殊，因为在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然而，孱弱的地方政府，加上中央集权化的央地关系，为借助农业补贴赢得政治利益创造了更加肥沃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