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访谈

上海合作组织政治研究：议题与前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景晓玉

上合组织政治研究已有近20年的发展历史。纵观20年历程，上合组织研究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扩员以来，全球治理和命运共同体成为上合组织政治研究的前沿，具有很大研究价值和拓展空间。本文应用文献计量学分析的方法，梳理了上合组织成立以来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议题及前沿，对上合组织政治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与前瞻，以期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上合组织政治研究发展脉络和规律，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Political Analysis on the SCO: Topics and Latest Research

Xiaoyu Jing

Abstract: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first political study on the SCO published. Throughout the twenty years, the SCO studies have grown out of nothing into an area with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Since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notion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ve become the forefront and the valuable and prospective areas of SCO- related political studies. Using 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 analysi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opics, and frontier areas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the SCO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political studies of the SCO in order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O-related political studies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ollow-up studies.

Keywords: the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global governance, bibliometrics

Author: Xiaoyu Ji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上合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自此“上海五国”启动年度会晤机制，并由单纯边界管控机制扩大为以安全为先行的国际组织，“上海五国”相关研究成果见诸文字。2001年“上海五国”升格为上合组织以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本组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方兴未艾，政治合作更加体现出上合组织合作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与此同时，世界政治形势日趋复杂严峻，对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合组织政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亟待加强，需要有关专家对组织今后发展路径建言献策，学术机构充分发挥智囊作用。由于具备前期“上海五国”研究基础，几乎在上合组织创立的同时，对本组织的研究业已启动。上合组织研究机构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规模，成果颇丰，为总结上合组织框架下合作宝贵经验，探究上合组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作出重要贡献，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的必要性彰

本文应用文献计量学分析的方法，从图表出发，重点考察历年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及趋势、发表机构分布、各年份研究重点和研究前沿等，对上合组织政治研究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回顾与前瞻。

一  中国上合组织政治研究总览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上合组织政治研究的既有成果，选择中文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用主题词检索“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学术论文。检索时间设为2001—2020年（鉴于2001年上合组织正式成立）。选择文献分类目录为“社会科学1辑（包括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政治学等子类）”。检索到中文文献共1266条，手动删除新闻稿、会议通知等无关文献，共得到有效中文文献1255条作为研究数据集。

 图1代表了2001—2020年上合组织政治研究相关的论文年度产出分布，该折线图反映了历年上合组织政治研究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及其趋势。整体看，研究产出分布的波动与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共经历了两次研究高峰。结合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产出分布，可以将研究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2001—2005年）是上合组织政治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也基本上是上合组织的建立起步阶段。2001年，上合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自此上合组织正式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中国上合组织研究由此诞生。学者们对上合组织发展寄予厚望，同年即出现有关学术论文31篇，主要以资料性见长，研究了上合组织初创的积极意义、“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发展的进程等问题，认为组织将成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成为反对霸权主义、构建多极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这些初始资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调，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其中，王金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和夏义善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与合作的典范》属于研究初期比较有影响力的成果。

第二阶段（2006—2017年）是上合组织政治研究的全方位发展阶段。2006年6月15日，上合峰会回到上海，恰逢上合组织成立五周年，学界迎来了第一个作品高峰，有关文献数量近120篇，一批高水平学术成果问世。学术界主要研究了上合组织成立五年来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程，指出未来发展方向是促进组织功能多样化，探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同时对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与上合组织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具备一定的研究深度。2006年峰会后，上合组织研究产出下降至年均产出50到80篇之间的稳定水平。

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是上合组织政治研究向纵深发展阶段。2018年，上合峰会在青岛召开，这是印巴加入上合组织后的首次峰会。步入新时代的上合组织的发展模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文献发表数量在2018年激增，同比增长超过20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18年过后，年度文献数量再次回到了百篇以内的水平。

 图2是2001—2020年上合组织主要研究机构研究产出分布图，该图反映了各研究机构的发文量，显示出主要高产机构。国内研究过上合组织的机构约80家。200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五国”研究中心，是中国最早研究上海五国—上合组织进程的机构。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成立，2006年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成立，以上专门研究机构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上合组织研究专家，为上合组织研究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复旦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属于上合组织研究的高产机构，被引频次位于前列，具备上合组织专门研究的人才优势，研究人员多长期从事区域和国别研究，有的已经在俄罗斯和中亚研究方面有所造诣。随着扩员成为现实，南亚问题专家也逐渐加入上合组织研究行列。此外，各研究机构学者之间合作很少，多以独立研究为主。

二  中国上合组织政治研究主要议题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内容和主题的缩影，是论文作者强调的重点所在。为进一步分析上合组织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内容，通过整理所搜集论文关键词，用CiteSpace算法对上合组织政治研究关键词进行了总体的聚类，得到九大聚类。每个聚类是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的，如图3所示。标签顺序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根据聚类结果，出现频次最高的几大标签#0上合组织、#1地缘政治、#2中俄关系、#3反恐怖活动、#4区域经济合作等是2001—2020年有关研究主要议题和内容。聚类非常集中，重合度较高且链接比较紧密，证明上合组织研究内容紧贴组织发展的重大议题，研究领域比较集中，主题上没有出现大的偏移。

在关键词整体聚类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对每个聚类进一步进行梳理，绘制出研究时区图，呈现出图3中每个议题下的文献关键词的发展演进情况，更加细致地描绘出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各主题下各年份的研究重点，如图4所示。政治问题本身是一个涵盖多领域、跨越多学科的复杂问题，经济、安全、理念等已经成为上合组织政治研究中不可分割的研究因素。总体看有几大特点。第一，地缘政治的话题从未间断，议题热度经久不衰，是当前研究的最活跃议题。第二，中俄关系和反恐怖活动也是重要研究议题，这两个议题研究成果最早显现，但经过较长时间段的密集研究后，近两年来已不再频繁出现。第三，全球视阈下，上合组织仍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际组织，对上合组织自身的发展理念、机制建设、合作边界的深入探索是上合组织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地缘政治

上合组织是地区性组织。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导致的地缘政治变迁催生了“上海五国”，共同的地缘安全利益推动上合组织成立。上合组织是地缘政治变动的鲜明例证，它的创立标志着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的新纪元。考虑到巨大的地区内部差异和复杂的周边环境等地缘政治特征b 的影响，上合组织积极践行新安全观，寻求共同安全的地缘政治战略。西方地缘政治学认为，对特定地理位置的控制会对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上合组织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以避免掉入“大国利益争夺游戏”陷阱。

 可以说，研究上合组织发展就要了解欧亚地缘政治的特征及其变迁。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为中国上合组织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分析和预测上合地区的战略态势，理解有关国家的行为是上合组织研究的重大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合组织的发展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更加复杂多变，机遇和挑战并存，因此地缘政治视角的研究将保持长期热度，具有较大研究价值。

（二）中俄关系

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一极以及中国最大邻国,在后苏联空间有传统的影响。上合组织是中俄战略合作的产物，是中俄友好关系在后苏联空间的合理延伸。中俄是上合组织的主要发起者中俄关系又是运筹上合组织发展的“牛鼻子”，起到关键作用，是上合组织框架内最关键的一对双边关系。       因此，上合组织研究从来绕不开中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战略目标和参与意愿的差异，中俄在上合组织中的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并存，在地区内部存在一定竞争，但俄罗斯重视上合组织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参与地区经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作用，中俄共同利益大于冲突利益，坚持互利合作是主流，进一步加强战略互信是重点。中俄合作在联合反恐、组织扩员、吸纳观察员国、处理紧急情况等重大议题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聚类中，自2012年以来，哈萨克斯坦作为关键词也多次出现，说明学术界意识到，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俄合作对其有重大影响。

（三）反恐怖活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后, 中亚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恐怖主义成为对中亚国家安全的严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 国力虚弱、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中亚国家对共同抵御恐怖主义威胁有现实需求。“9·11”事件发生后，地区国家仍然受到非传统安全现实威胁，而美国“虎视中亚”，提升了在中亚国家的军事存在，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化，“三股势力”的彻底消灭需要长期的、综合性的措施和各国共同合作。鉴于此，构建命运共同体成为上合组织中长期的战略目标。

上合组织是第一个把反恐作为重要工作方向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开展反恐怖主义斗争是地区安全合作的中心内容，一套比较完备的反恐法律体系已经被建立起来，执法安全合作走向深入。上合组织反恐机制已成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方向主要有：上合组织反恐怖法律体系建设、情报交换机制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等。

（四）区域经济合作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与上合组织的政治合作是密不可分的，有关政治宣言和声明、政策的调控能够引领和规范区域经济合作。本组织重要政治文件《成立宣言》指出，区域经济合作是组织三大基本职能之一。早在1998年上海五国阿拉木图元首峰会上，就有关于开展平等互利经济合作的表述。该议题也是近年来上合组织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学术界对经贸合作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经济合作的特殊定位。经济合作被赋予比较高的定位，被认为是上合组织的两大主题之一（一说两个“轮子”之一）。二是前景总体看好。近年来，经济合作虽面临很多现实的困难，但也取得了很多共识和明显进展，如机制建设逐渐成熟，成员国间双边贸易额大幅提升、投融资领域进展较快等。尤其是印巴加入后，上合组织有望增强经济辐射力，市场潜力很大。三是经济合作协调面临挑战。除原本内部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美国等西方势力的积极介入，扩员后各国利益诉求进一步拉大，上合组织达成共识面临着很多难题。此外，经济全球化“逆流”现象也对上合组织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出了挑战。

三  中国上合组织政治研究的前沿

 术语突现图（图5）能够清晰显示上合组织成立以来政治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通过分析，按照出现的时间顺序排列，持续至今的突现术语有：“扩员”（2011）、“印度”（2015）、“一带一路”（2015）、“上海精神”（2016）、“命运共同体”（2016）、“全球治理”（2018）。结论有三：其一，扩员问题研究持续时间最长，保持了长时间的研究热度，说明扩员的影响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长期追踪，而印度稍晚成为引用突现术语，说明中国学者最为关心的是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其二，“一带一路”突现强度最高，说明“一带一路”战略同上合组织关系问题研究最具热度；其三，近五年新出现的术语突现分别是：“上海精神”“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说明这三个概念是本领域的研究前沿和方向，尤其是“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这两个较新的概念，是新时期上合组织政治研究新的重大课题。

（一）全球治理

治理均衡是全球治理的理想目标。启动全球治理需有两个前提：其一是治理赤字成为全球挑战，也就是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层面出现秩序紊乱的现象，许多全球问题面临失控的风险；其二是缺乏一个能提供公共产品的世界政府，而这也体现了当前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的困境。全球治理具有迫切现实意义。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写入元首峰会宣言，扩员后，全球治理在上合组织中的地位凸显，成为新时期上合组织发展的着力点、合作的重要议题和优先方向。

     

上合组织何以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精神”与全球治理理念具有高度契合的“共鸣点”。首先体现在协商一致原则。全球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国家间的协商达成的集体行动，解决“集体行动难题”，这与“上海精神”的协商一致原则高度契合。第二体现在平等精神。全球治理的难点在于国家的大小和强弱与地位和权力高度相关，致使弱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有限。上合组织倡导建立平等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强调“公正合理”，中、俄、印之外的小国感受到被尊重和需要，更有意愿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第三体现在互利合作。参与全球治理对自身有利是国家行为体判断是否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考量。“上海精神”明确提出互利的口号，摆脱零和博弈，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对小国弱国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扩员后，上合组织一跃成为体量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理应进入主动作为阶段。学术界意识到，上合组织成员国都赞同加强全球治理，且组织机制建设基础较好，是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两大天然有利条件，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是上合组织未来关键的研究方向。该议题相关学术论文不多，邓浩的《新时期上海合作组织与全球治理》认为，全球治理是新时期上合组织新的重点公关方向和增长点，但内外风险比较复杂，应当精心谋划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何亚非的《上合组织创新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认为，上合组织已经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创新全球治理思想和做法,倡导合作共赢的区域和国际合作新模式的成功典型。

（三）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具有浓厚的中国印记。“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践与上合组织紧密相连。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习近平在杜尚别峰会上指出，要“牢固树立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识”，此后每一年，命运共同体都成为中方外交的重要倡议。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2019年重申“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赋予上合组织全新的历史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从区域命运共同体做起，上合组织就是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李自国的《“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关系探究》认为，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努力的方向就是构建经济上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安全上休戚与共的责任共同体。曾向红、陈亚州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一项研究议题》认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推进对上合组织进行学理研究的良好契机，攸关上合组织长远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和创造性的学理探讨。命运共同体建设目前面临以下挑战：内部政治互信较低、域外大国的负面影响、发展共识尚未统一、地区安全形势复杂。

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张新平等认为，一要稳固现有成果，二要发挥经贸优势，三要牢固人文纽带，四要完善组织机制。韩璐认为，安全、经济、人文这三个领域虽面临一些挑战，但也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孙壮志提出，要更加重视毒品、生态安全、网络安全、传染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共同面临的挑战，重视政府间合作，提高磋商等级和水平，重视成员国的利益诉求，树立长期眼光。

 总体而言，在上合组织政治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研究独立性比较强，产出量较外国学者更多，观点受到外国学者影响较小，摒弃了某些欧美学者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相较于外国学者，中国学者对机制建设议题更加关注，重视从实践层面出发分析上合组织的发展与合作潜力。但是也要看到，相比本国对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中国上合组织研究者发文的绝对数量和影响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以同样检索方式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联合国研究文献24654篇，欧盟研究文献19157篇，东盟研究文献8613篇，北约研究文献3700篇，都远远大于上合组织研究文献的数量。以“东盟”为篇名的最高被引文献《在大国间周旋——评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被引178次，而“上合组织”为篇名的最高被引文献《中亚形势变化与“上海合作组织”》被引只有64次，不足前者的三分之一，这与上合组织的庞大体量和重要地位不相匹配。对于全球治理和命运共同体等新议题的学术研究仍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具有很大理论研究价值。

本文由上海合作组织蓝皮书《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2020）》课题组授权发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