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联磊
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合组织成员国迄今未就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擎画出建设蓝图。中巴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积累了成功经验，对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具有启示意义，包括：以双边带动多边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战略互信水平与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应相互匹配；“成熟的相处之道”对构建高水平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同时需要注意，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成功离不开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内政结构，这削弱了其推广价值，但也凸显了构建差异化双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What China-Pakist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Can Teach Us in the Building of the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Lianlei Bai
Abstract: China and Pakistan, both in the SCO, have accumulated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building a bilater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which can be a reference for how progress can be made in building an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cluding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promot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through China-Pakistan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compatibility of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nd the notion of develop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A mature way of getting along” in building a high-leve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Nonetheless, the success of the China-Pakist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stems from particular geopolitic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structure, which makes this model less copiable. That said,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differentiated bilater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strategic mutual trust, reference, particularity
Author: Lianlei Ba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Department for European-Central Asian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此后，中国相继提出多个具体的命运共同体倡议。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018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宣言，成为成员国共同理念，为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 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学
上合组织成员国就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缺乏共识，并不影响中方继续按照该理念推动上合组织合作，也不影响和志同道合的成员国率先建设双边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就是典型代表。
2014年2月，巴总统侯赛因访问中国，两国达成建设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共识。2015年4月，习近平访巴推动中巴命运共同体进入落地阶段，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主要载体。访问期间习近平还提出让中巴命运共同体成为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典范。2020年3月，习近平会见巴总统阿尔维时，进一步表示要让中巴关系成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这两个“典范”代表了中方对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认可和期待。
中巴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双边命运共同体倡议中推进最快、效果最好，其成功根植于中巴关系的良好基础。
第一，中巴没有历史恩怨和领土纠纷。巴基斯坦是1947年成立的新生国家，两国交往历史只有70多年，且前期（1962年之前）互动较少，后期（1962年之后）则迅速建立了深厚友谊。因此，每当两国领导人见面时，总会“满意地回顾中巴关系发展历程和近年来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时，中巴也没有领土纠纷。1963年中巴以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精神成功完成了划界谈判，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简称“中巴边界协定”）。划定边界消除了重要的摩擦来源，为发展双边关系铺平了道路。
第二，中巴具有深厚的战略互信。巴基斯坦自立国以来就面临印巴对抗、印强巴弱的战略困境。引入外部力量制衡印度一直是巴基斯坦的战略追求。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巴基斯坦迅速调整对华政策，两国于次年完成边界谈判，建立起稳固的战略合作。冷战末期，中印关系解冻，中国寻求更加平衡的南亚政策。但是，中巴战略合作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印巴关系的基本结构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日益明显的印强巴弱态势则加强了中巴战略合作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增加，中巴战略互信正具备内生动力。这集中体现在中巴在非涉印问题上相互支持和帮助。当巴遭受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时，中国慷慨提供物资和资金援助。当巴因反恐、巴阿关系、内政更迭遭受外界批评时，中国呼吁尊重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巴为反恐所做巨大努力和牺牲。同样，在中国遭受自然灾害时，巴每次都全力以赴提供帮助。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所有问题上，巴都坚定支持中国，特别是当中国新疆政策被污名化时，巴挺身而出为中国说公道话，阻止伊斯兰国家对中国联合施压。
第三，中巴拥有难能可贵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在中巴关系中，中强巴弱。但是中国从未以强凌弱，而是对巴展现极大的宽容和尊重。美国多次批评巴选择性反恐，甚至扬言对巴制裁。中国则充分理解巴反恐能力的局限性，并对巴因恐袭遭受巨大损失报以同情。即使在中方严重关切的巴恐怖分子涉嫌新疆暴恐问题上，中方也充分照顾巴尊严，坚持私下沟通解决。在巴国内问题上，中国更是严守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同等姿态与巴各政党交往，从未扶持一派打压另一派，甚至很少评论巴内政问题。在良好官方关系下的引领下，中国媒体很少报道巴负面新闻，民众更是对巴印象良好，昵称为“巴铁”。巴同样充分照顾中方关切和敏感点。在新疆去极端化引发西方广泛质疑和批评的背景下，伊姆兰汗总理对西方媒体表示，无论中巴之间有任何问题，巴都会寻求私下解决而非公开施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国纷纷从武汉撤侨，巴政府也面临撤侨的国内压力，但巴为表示对中国的支持，顶住压力没有撤侨。最终巴国内没有一个中国输入的病例。而且巴政府很少触及政治制度差异，而是重点关注中国政府的治理效能，如反腐、减贫、经济发展、抗疫成绩。
第四，“一带一路”加深了中巴利益融合。中巴经济走廊在巴投资额达570亿美元，涉及能源、交通、经济特区等重大基础设施，被称作改变巴命运的发展机遇。走廊项目分布在所有联邦主体，为开普、俾路支等落后省份提供发展机会，同时还加强省际交通联系，有利于强化国家统一。第二阶段中巴自贸协定将促进巴对华出口，让巴更好地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实现经济转型。中巴经济走廊对中国也非常重要。走廊项目集中于中国拥有卓越竞争力的能源、交通、制造业部门，为中企提供海外发展机遇。中巴交通走廊为中国西部提供了替代性出海通道，有利于促进能源通道多元化，改善能源安全。走廊大量项目依靠中方融资或由中企特许经营，将使中巴经济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加深了利益融合和相互依赖。
二 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启示意义和特殊性
中巴同为上合组织成员国，而中巴命运共同体又领先于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其成功之道既包含普遍性因素，也有自身特殊性。
（一）启示意义。
第一，以双边带动多边有望成为打造上合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上合成员国并非铁板一块，相互关系有远近亲疏之别，对华关系亦是如此。中国作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和推动者，优先与志同道合的成员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合理务实之举。成员国迄今未就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勾画具体实践规划，而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早已落地并取得重要成就，也说明在暂时无法促成组织内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蓝图情况下，率先推进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可行之策。而且，上合组织也从不阻碍小多边或双边合作。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以双边或小多边形式推进务实合作，早已成为常态。
第二，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要与互信水平相匹配。战略互信是命运共同体倡议取得成功的基础。中巴命运共同体甫一提出即得到巴积极响应，体现的是巴对华高度战略信任。巴从不怀疑中方战略意图，不担心中巴合作损害巴战略利益，相反，认为与中国的深度利益融合有助于巴增强发展后劲、改善国家安全状况。这种高度战略互信促进务实合作的落地，使中巴命运共同体具备更丰富内涵。不过，战略互信也并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事实上，中方提出命运共同体倡议，并不是因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战略互信达到了高水平，恰恰相反是基于战略互信不够令人满意的事实，希望借此展示善意，缓解外界对华疑虑，因此命运共同体倡议天然承担增进战略互信的任务。中巴命运共同体恰恰是既得益于战略互信，也增进了战略互信，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与战略互信的正反馈。这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想状态，也是根本的成功之道。回顾中巴关系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要达到这一理想状态需要抓紧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倡议提出阶段，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应与当时的战略互信水平相匹配，以确保命运共同体倡议能被对方接纳。二是在倡议落地后，应坚定不移履行对伙伴的承诺，推动命运共同体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增强合作伙伴对中国的信赖，并在信赖增强的基础上继续充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第三，“成熟的相处之道”是高水平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高水平，离不开巴成熟的对华相处之道。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巴高度尊重中国的敏感点，在几乎所有涉华敏感问题上都能设身处地为中国着想，即使在新疆穆斯林问题上，巴也避免公开评论中国，而在台湾、香港、人权等中国遭受西方批评的议题上，巴更是坚定支持中国。二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巴自立国即面临严峻安全威胁，由此形成了高度务实的外交传统，具体体现为安全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和宗教认同成为确定外交优先方向的首要依据。因此，1962年之后，巴才会和中国走在一起，并至今保持紧密关系。“去意识形态化”成为双方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三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巴具有军事结盟传统，曾一度是美国最重要的非北约盟友。但巴从不会因同盟关系限制自己的外交自主，在对华关系上尤其如此。这意味着巴具有独立的战略追求，而非如美国其他盟友那样，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延伸。巴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既为中巴合作创造了空间，也有利于避免第三方的强力干扰，使双方具有了开展全方位合作的坚定信心。
中巴命运共同体也具有自身独特性，这限制了其作为样板推广的价值。首先是中巴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结构。中国在巴对外关系网络中拥有特别重要地位，即使与巴结盟的美国也难以比拟。这根植于至今未变的中印巴地缘竞合结构。但是这在上合组织其他地区并不存在，甚至截然相反。其次是特殊的内政格局。巴对华友好已经超越党派之争，成为巴三大跨党派共识之一。除了两国战略利益一致、中方对巴外交高度自律外，巴军方对外交的巨大影响力也是重要因素。最后，印巴敌对关系、巴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较少的政治经济联系，也使得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经验较难推广至其他成员国。
三 结 语
中国自2013年即呼吁构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018年又正式提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倡议。中巴命运共同体基础较好、发展较快，是中国倡导的双边命运共同体中水平最高的一个。中巴命运共同体对构建上合组织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样板意义。这包括：在多边共识尚难达成的情况下，以双边带动多边是可行路径；实现战略互信与命运共同体的相互促进对命运共同体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合作伙伴具有“成熟的对华相处之道”是构建高水平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成功离不开巴特殊的地缘政治结构和内政结构，而这些特殊因素难以复制到其他国家。未来在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时，应注意根据互信水平和地缘政治结构，确立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以构建不同层次的双边命运共同体体系；可将“成熟的相处之道” 作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内容，从政府层面开始，相互尊重敏感关切，淡化意识形态差异，塑造双边友好的民意基础。这些措施有利于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尽快打开局面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由上海合作组织蓝皮书《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2020）》课题组授权发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