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和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冲击，影响国际经济合作，对上合组织经济利益共同体构成严峻挑战。但是，随着各国经济转型带来新市场、新动能，上合经济合作也面临新机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合组织应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着力制度创新与务实合作，深化上合经济合作和贸易投资便利化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Building of An SCO Community with Shared Economic Interests
Jianguo Xu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taken a toll o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osed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SCO as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economic interests. However, a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rings new markets and new momentum, the SCO also has new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Fac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SCO should proceed with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cus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Keywords: Community with shared economic interests, economic integration, Shanghai Spirit, consensus
Author: Xu Jianguo X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Department for World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指导下，各成员国长期致力于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冲击上合大家庭各国经济及对外活动，也使上合经济利益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同时，随着各国经济转型升级，新技术、新工业革命和新基建新业态带来新市场、新动能，上合经济利益共同体也迎来新机遇。“后疫情时代”，通过制度创新、务实合作两个轮子一起抓，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将加快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进程。
一 经济利益共同体是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核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上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经济利益共同体是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之一，其最现实的体现是成员间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据巴拉萨定义，“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作为过程,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间差别待遇的各种措施;作为状态,则表现为经济体间各种形式差别待遇的消失”。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日内瓦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在2018年青岛峰会和2019年比什凯克峰会上，又先后提到“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说明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上合组织的方向和目标，也是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过程。
全方位地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已成为我国开展国际和地区合作的重要方针。上合组织合作机制建设、发展战略规划、合作项目落地三方面相互促进，逐渐夯实经济合作基础，在经济一体化和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征途上取得明显进展。一是机制逐步完善。除国家元首峰会、政府首脑会议外，建立经贸、交通、财政、央行、农业、科技等部长级会议机制、七个专业工作组。还有实业家委员会、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论坛、经济智库联盟等非官方合作机制。二是规划及时推进。先后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等一系列文件，为各领域合作提供指引。三是项目合作不断拓展。成员间贸易、投资显著增长，重大项目纷纷落地。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等多边地方合作、跨境人民币业务等金融合作、跨境光缆和数字互联互通等新领域合作不断涌现。
二 疫情冲击下上合组织经济利益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据2020年6月份IMF《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全球经济至少将衰退4.9%。其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衰退3.0%，为40年来首次负增长。上合大家庭均属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较高增速，但目前大多陷入衰退。人民收入缩水，多年发展成果“付之一疫”。
一方面国际经贸活动受阻。疫情影响到交通运输、供应链、国际贸易、投资项目和出境游等国际经贸活动各方面。贸易比产出更加易于波动，危机时期易于急剧下降。各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导致对外需求锐减，大部分投资项目暂停。对疫情蔓延的担忧导致消费者需求疲软，旅游、酒店和零售业尤为如此。
另一方面，国别政策的收紧影响合作意愿。随着疫情继续发展，一些国家自身社会、经济问题日趋严重，政策上出现内敛倾向。对国际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表现出防范心理，甚至有所抵触。某些成员出于自身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甚至出台投资、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全球社会经济加快转型，也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合作重心向西方转移。美国与中亚国家的“C5+1”机制、印度与中亚国家“C5+1+1”机制、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组织，其地区范围更加集中，经贸合作步伐加快，对上合组织经济利益共同体建设会产生动力转移。
三 疫情形势下上合组织经济利益共同体面临的机遇
疫情推动各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向内需和服务业转型，在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项目带动下，“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努力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投资和产能；中亚国家推行经济多元化。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新业态走在世界前列，并有巨大的投资能力和很强的投资意愿。上合组织迎来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新的合作增长点。
抗疫需求不仅促进了科技合作，加快了疫苗的联合开发、信息共享等，而且促进了传统医药合作。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学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互学互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发挥中医、印医等传统医学优势，有助于深化上合组织卫生防疫合作，携手打造上合组织卫生健康共同体和经济利益共同体。
“上海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连续两届峰会宣言都明确提到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开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化新时代。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与欧亚国家守望相助，互相支持。在多地出现大面积断航停航的情况下，中欧班列开行数和发货量逆势上扬，成为亚欧大陆上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路”。“一带一路”沿线上合组织成员国，已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经贸往来的重要节点。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成员国民众对经济命运共同体、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切身体会。
疫情加快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WTO谈判进展受阻，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战频发，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与本土化并行发展，多极化、区域化趋势增强。上合组织既有项目和产能合作的实践成果，又有基于“上海精神”的各项战略规划。面向未来，加大项目合作力度，逐步探索制度建设，以项目促进制度，以制度规范项目，不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在构建上合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同时，促进全球经济调整和规则改革。
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是上合组织发展的长远目标，也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一个进程。针对疫情之下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制度和务实合作两方面提出考虑。
1.共赢与共识的扩大。共赢与共识是经济利益共同体的两个必要条件。共赢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不损害任何成员利益的前提下（无害原则）通过改善资源配置使至少一个成员获益。共识指各成员对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的预期及利益分享规则取得一致认可，并且没有偏离这种认可的意愿，从而达到某种纳什均衡。构建上合经济利益共同体就是一个增加共赢、扩大共识的过程。“上海精神”是共赢之基，“协商一致”是共识之道。有人认为“协商一致”机制影响决策效率，提出对一般性事务采取大多数国际组织所执行的“多数通过”原则。实际上，正是由于上合成员间存在明显差异、竞争甚至冲突，“多数通过”原则很难得到“真正共识”。相反，通过“协商一致”，上合组织在制度安排、机构设置、贸易投资便利化方向等重要方面取得了共识。社会学家希尔斯指出，共识有三个关键因素: 共同接受法律、规则和规范，认可制订和实施这些法规的机构，广泛的身份认同或团结意识。三要素可以独自演变，但任何一项的强化都有助于其他两要素的加强。b 既坚守“上海精神”，不断增加共赢，又坚持“协商一致”，逐步扩大共识，是构建上合经济利益共同体的独特路径。
2.破旧与立新的统一。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将国际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消极一体化指通过消除原有壁垒实现经贸自由化，积极一体化则指建立新的政策和制度。在构建上合经济共同体进程中，一方面通过削减关税、简化程序等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另一方面创建制度和机制，逐步完善商品、资本、劳动和技术自由流动的区域体系。丁伯根认为，GATT、IMF等各种世界组织在推动经济一体化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西方大国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动则退群或诉诸贸易战，给国际经贸体系造成严重破坏。从上合经济利益共同体面临的挑战看，急需确立成员国违反“上海精神”时应受到何种惩罚或制约，甚至制订相应的退出机制，保证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对制度和合作机制进行改革创新，向商品、资本、劳动和技术自由流动的一体化目标迈进，在构建上合经济利益共同体同时，也将对世界贸易投资金融规则和体系的调整作出积极贡献。
1.战略上继续担当“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后，上合成员纷纷将具有共性的项目对接，并加快落实推进。事实上，2013年以来的历次峰会宣言都表示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实施。“丝路精神”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优先方向，为上合组织的功能优化提供了抓手，成为上合组织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切入点和增长点。“一带一路”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随着我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性安排要求上升，而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以互利共赢为原则制定相关制度。
2.布局上聚焦经济走廊，多边双边齐推进。上合大家庭地缘相邻，有互联互通条件优势。“一带一路”沿线上合成员已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经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依然是中国推动上合经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框架。六大走廊均涉及两个或多个上合大家庭成员，考虑到发展水平、利益诉求、战略重心等方面的差异，应勿论多边、双边，因地制宜建设经济走廊，使参与各方取得先期收获，在制度建设、务实合作上都起到示范效应，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巴自由贸易协定堪称典范。
3.项目上新老基建齐发力，产能合作创新业。2019年11月塔什干第十八次总理会议批准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除提出继续优先发展互联互通、欧亚地区合作空间外，还提到涵盖交通基础设施、物流、能源、农业、科技、教育、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金融等各领域的创新合作。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将规划并出台交通基础设施、贸易、金融、人文、数字、能源、旅游等13个领域的合作清单。新版《纲要》是后疫情时代上合经贸合作和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的指南。应从各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出发，充分利用新业态新市场新动能，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需要，关注“二新一重”的带动作用，开辟新的产能合作领域和阵地。
本文由上海合作组织蓝皮书《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2020）》课题组授权发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