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斌，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全球视野下。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看，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建设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需要内外兼修、多种措施并举的系统工程，其中就包括秉持全球主义。尽管全球主义有助于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但是上合组织要首先越过地区性问题挑战的门槛，因为地区性问题挑战的解决程度直接影响着成员国合作关系的稳定和效率。全球治理是践行全球主义的重要平台，并分为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对于上合组织而言，聚焦区域治理的策略，更加符合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The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sm Bin Xiao
Abstract: To build the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we need to adopt a global perspective. Judging from the scope and im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the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ilding the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requires multiple systematic measures that focus not only on the quantity but also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on, including promoting globalism. Although globalism is conducive to this program, the SCO needs to overcome regional challenges, because solving regional challenges is relevant to stable and efficient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practicing globalism and is divided into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s. To build the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t is more sensible for the SCO to focus on reg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 Globalism,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uthor: Bin Xiao,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Russian, Eastern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在国际关系中，秉持合作精神是国际组织维护共同利益的核心原则。在合作精神的引导下，主张全球主义是诸多国际组织构建集体身份、树立国际威望的途径。与国际主义更加强调国家间合作略有不同，全球主义是一种价值取向，倡导全球治理，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作为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全球主义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支柱。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欧盟致力于积极推动建立“规范全球主义”，即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促进已达成的规则，提供全球共同产品，为一个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作出贡献。东盟则试图通过区域间主义向全球主义演进，2011年11月提出了以实现区域间自由贸易为目标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上海精神“是上合作各成员国彼此关系行为的准则与合作原则，并包含了诸多全球主义元素。然而，全球治理失衡是促使上合组织大力弘扬全球主义的直接诱因。在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上合组织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上合主张”，即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基础，构建更加公正、平衡的国际秩序，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这是上合组织首次向世界明确自己的全球治理观。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上合组织成员国在2019年6月举行的比什凯克峰会上强调，应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通过深化合作，不断强化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为开展经贸和投资合作创造透明、可预见和稳定条件，反对国际贸易碎片化和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成员国认为，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损害多边贸易体制，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挑战。面对全球性突发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冠状病毒病疫情媒体通报会上指出，冠状病毒病让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这场大流行让我们见识到了如果我们采取必要的大胆行动遏制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空气和水会更干净，街道会更安静、更安全，我们中的许多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式，同时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尽管全球治理失衡需要各方加强合作精神，然而部分大国改变了自己的全球主义立场，加速了全球治理失衡的速度。这对上合组织建立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 上合命运共同体需建立在全球主义视野下
中国是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致力于推进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即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和包容互鉴的典范。上合组织成员国对构建命运共同体也表示了支持，并在《元首宣言》中加以明确。但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系是有条件的。这是因为任何成熟的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积极参与合作的基础之上，并根据制度化水平高低形成欧盟式的合并型和东盟式的多元型。与欧盟和东盟相比，上合组织大致属于松散的多元型。由此可以发现，在松散多元型的制度化水平上，建设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价值观相互包容的挑战。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2019年6月14日）印证这一发现。《比什凯克宣言》中写道，成员国强调，倡议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十分重要。
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看，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建设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需要内外兼修、多种措施并举的系统工程，其中就包括秉持全球主义。在全球主义视野下建设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在于：
秉持全球主义是上合组织提高国际威望的必由之路。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都是国际政治行为体，是国际体系组成部分，共同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产生作用。作为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地区涵盖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通过安全合作，上合组织可以消除影响地区安全的威胁，尤其在打击恐怖主义、非法贩运麻醉药品、毒品走私、贩卖人口、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跨国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上合组织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加强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与联合国合作预防非法武器贩运，与欧安会合作共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
秉持全球主义符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利益。在成员国中，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印度则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国和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预估，含欧盟）；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主要的小麦和石油生产及出口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维护上合组织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就是对全球主义最直接的贡献。与世界形成良性互动也是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需要。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开放的政治姿态非常高。例如，哈萨克斯坦在其“2020—2030年外交政策构想”中强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扩大国际合作；加强人文及环境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建立联合国的中亚地区中心等。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上合组织成员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速度非常快。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指数2020》（2019年10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在190个经济体中的营商指数排名（中位数）是第63位，中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印度被列为2018—2019 年度跨境贸易指数进步非常显著的经济体之一。
秉持全球主义有助于上合组织集体身份建构。国际组织实践显示，以共同的身份参与全球或跨区域对话可以促进集体身份的建立。因为全球性或跨区域对话所讨论的问题大都能集中在特定的问题上，这有助于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建立起紧密的对话关系，并协调一致立场，从而形成对外政策在特定议题上的一致性，增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地区角色性，并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相同的地区规范。在2009年6月16日举行的叶卡捷琳堡元首峰会上，上合组织明确提出，愿加强与联合国、独联体、东盟、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经济合作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务实合作，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伙伴网络。随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推动下，联合国于2009年12月18日通过了关于联合国同上合组织合作的第64/183号决议，并在2010年4月5日签署了《关于联合国秘书处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合作的联合声明》。截至2020年6月，上合组织已在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中亚国际运输走廊、利用可再生能源、全球初级医疗合作、促进水资源领域可持续发展、预防中亚地区辐射威胁等领域取得一些合作成果。
二 构建上合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尽管全球主义有助于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但是上合组织需要越过地区性问题挑战的门槛。因为对地区性问题挑战的解决程度直接影响着合作关系的稳定和效率。在上合组织地区，存在着诸多地区性问题挑战。在信息技术不发达时期，人们对上合组织地区性问题挑战的认识大都比较抽象。然而，随着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们能够更加容易的从各种社交媒体获得信息，对上合组织地区性问题挑战的认识更加直观，对政府解决地区性问题挑战的要求越来越高。于是，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解决地区性问题挑战的愿望非常迫切。在诸多的地区性问题挑战中，上合组织需要优先关注本地区的长期挑战，因为这是影响上合组织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关键因素是无法回避的。具体挑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成员国间的领土争议问题。在可控的前提下，领土争议问题不会影响上合组织大部分合作，但是对一些特定领域的合作会产生负面影响。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印度始终没有对“一带一路”建设表示支持。自印巴成为上合正式成员国后，因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有不同立场，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联合公报》中有关“一带一路”的表述发生了变化，从集体一致支持变成了除印度外的其他成员国支持。印巴冲突是老问题，从1947年第一次印巴战争爆发以来，两国冲突不断。除军事冲突外，印度还通过“软制衡”打压巴基斯坦。例如，2019年12月印度通过了新的《公民身份法》，旨在为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的“宗教少数群体”提供印度公民权。这是印度法律第一次将宗教作为公民身份的标准。通过该法印度试图稳固争议地区的社会基础，从而更好地控制上述地区。印度对于“一带一路”的立场也有中国因素，自2017年6月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后，2020年5月中印在班公湖又发生冲突。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中印两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缓解冲突。但是在边境争议上，各国政府经常会受到来自国内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印度的民族主义在中印两国边境问题上非常激进，因此中印边境问题很难解决，而边境地区冲突也很难彻底避免。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中美关系下滑和印度国内舆论推波助澜，印度加快了走向全球性大国的步伐。趋密的美印伙伴关系使新德里应对中印边境冲突的策略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印度在中印边境上立场也变得更加强硬。尽管中印能达成一些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的协议，但是这些协议无法化解中印边境冲突的结构性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争端对上合组织全球治理也产生负面影响。2020年5月8日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边境的巴特肯区的边境居民因土地问题发生冲突。造成冲突的原因是，发生冲突的地方都集中在苏联时期遗留的飞地，这些飞地所处的地区是中亚国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近年来飞地地区人口增长非常快，有限的土地已无法满足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的需要。吉塔两国政府解决飞地问题的工作比较缓慢，飞地地区冲突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强度也越来越大。从全球治理的国际实践看，政府间国际组织需要在内部形成较高水平的合力，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边境争议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这对上合组织形成全球治理的合作产生着负面影响。
（二）国际合作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尽管国家可能在跨国性问题上选择合作，但合作一定是基于符合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没有世界政府统一领导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实际上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国家中心主义则始终影响着全球治理。国家中心主义并不排斥合作，承认合作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然而，国家中心主义坚持无论合作制度化水平多高，处于合作中心地位的依然是国家，国家是国际组织中的重要行为体。由于国际合作存在国家中心主义，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就非常有限。因为公共产品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都能消费的物品，而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供给的相联性，这鼓励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搭便车行为，并且随着上合组织规模的扩大搭便车行为的意愿越强烈。与此同时，在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处的地位并不平等，针对全球治理中的问题，成员国的利益诉求的起点和终点都不一致，治理能力也千差万别。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数，上合组织成员国治理指数高低差能达到七倍。如此悬殊的差距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很高，也能达成诸多联合声明（宣言）等，但实际合作成果很少，因为治理能力高的成员国很难长期“补贴”成员国间的治理能力鸿沟，更重要的是通过“补贴”的全球治理可持续性不高。
(三)“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的障碍。把成员国参加的全球治理合作看成面条，而把上合组织看成“碗”，那么在这个“碗”中则会出现多个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多个全球治理合作机制会导致不同规则间的相互矛盾，产生“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除全球层次的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G20等多边框架下的全球治理安排外，上合组织成员国还参与了其他的全球治理机制。例如，印度参与南亚地区的全球治理机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参加的欧亚经济联盟全球治理；巴基斯坦参加的英联邦的全球治理机制。在“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的作用下，上合组织若想吸引成员国在本组织内全球治理上投入更多精力，就必须提供收益更高的公共产品，付出较高的合作成本。但是，如果合作成本高收益低（或者低于预期收益），那么上合组织成员国很难投入更多的精力。例如，粮食安全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关注的问题，并于2018年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粮食安全合作纲要》，但截至2020年7月依然没有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粮食安全合作纲要〉落实计划》。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欧亚地区粮食安全和营养展望（2019）》中指出，欧亚地区还有1亿多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1%）存在着营养不良和粮食短缺问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也遭受到了重创，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始终在高位徘徊，这对于粮食进口能力弱的成员国而言压力巨大。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能减轻粮食安全压力，成员国在压力之下必然会选择其他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合作机制将进一步被弱化。
综上，秉持全球主义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可行的方案，但受成员国间的领土争议问题、国际合作中的国家中心主义、“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等关键要素的影响，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过程非常艰巨，上合组织必须要有优先合作方向。
三 构建上合命运共同体需聚焦区域治理
全球治理是践行全球主义的重要平台。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一般分为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不过，一些跨国性问题有可能既同时发生于全球和区域上，也有可能仅发生在区域层面上，或者对区域层面的影响更大，而对全球层面的影响较小。例如，对上合组织地区安全有重大影响的跨国问题是阿富汗和平进程，但阿富汗和平进程走势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东南亚的影响较低。但是，阿富汗毒品问题却是一个横跨欧亚地区的治理难题，需要更多的国家来参与。尽管存在着全球和区域交叉的治理问题，但是对于上合组织而言，聚焦区域治理的策略，更加符合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这可以实现以下目标：
（一）弥补上合组织治理能力的不足。上合组织治理能力的不足是多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体制的有效性是关键。组织结构对体制的有效性有直接影响，上合组织属于政府间组织，政府间组织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模式效率较高，但是覆盖面非常有限。成员国全球治理观不一致也影响了体制的有效性。例如，在上合成员国中，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全球治理观更重视经济领域的议题，而俄罗斯的全球治理更重视安全领域的议题。而聚焦区域治理，上合组织不仅能扩大治理的覆盖面，而且能够提高成员国在治理议题上的共识，从而提高治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治理能力的提高则有助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因为治理能力与国际组织的集体行动力密不可分。
（二）为全球治理提供经验。上合组织属于区域间政府组织，跨越欧亚两大地区。在全球治理中，上合组织是全球治理机构的重要补充，是全球治理的前线。与此同时，上合组织要加强与国际多边机制的合作，成为检验治理理念的实验场，为全球治理增加经验。根据英国全球风险顾问公司统计，上合组织地区中的中亚和南亚地区同属全球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地区，灾害性天气频发、营养不良日趋严重、地方性流行病严重等已经对上述地区数千万人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针对气候变化这一跨国问题，上合组织需要加强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治理上合组织地区出现的问题。
（三）增强上合组织的一致性。从国际组织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国际组织的一致性与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数量密切相关。世界贸易组织之所以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是因为该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能够满足成员国的需要，并维护成员国的利益。站在全球治理的角度，区域性问题有共性也有特性，这是区域主义得以发展的基础。实际上，上合组织地区迫切需要区域治理的问题很多，涵盖包括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等领域，而这些区域性问题的产生由三个要素导致，区域性问题，即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产生的问题；国家内部问题外溢；区域外问题传入。例如，咸海危机是中亚地区最为迫切的环境治理问题，属于比较典型的区域性问题；印度空气污染外溢到其他南亚国家；外来生物的入侵破坏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生态平衡。与“看起来很美“的人文交流相比，解决共同关心的区域性问题才是上合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针对欧亚地区性问题供给力所能及的治理方案，是上合组织需要加强的领域。
总之，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全球视野下。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建设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需要内外兼修、多种措施并举的系统工程；上合组织需要越过地区性挑战的门槛，因为地区性挑战的解决程度直接影响着合作关系的稳定和效率；对于上合组织而言，聚焦区域治理的策略，更加符合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本文由上海合作组织蓝皮书《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2020）》课题组授权发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